茶人看茶
茶文化是与宗教、道德、艺术、文学、哲学有明确的关联的领域,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影响,并与之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共同构筑成一个茶文化的完整体系。宁波茶文化学术研讨会收到的10余篇论文,覆盖了茶文化研究的多个领域。
竹潜民:《茶者圣—吴觉农传》引入茶文化大殿的捷径
将源远流长的中国茶业历史研究一下,大约可以找到两个不尽相同的源头。
一以距今四五千年以前的神农氏为起点,产生了一大批以种茶、产茶、销茶、研究茶为业的茶人,他们直接推动了茶业生产力的发展。
而另一个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其中已经有不少关于茶的诗句。在这条线索上的茶人基本上是文化人,他们品茶、赞茶、写茶,为茶文化发扬广大而呕心沥血。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语言来概括这两类茶人,可以说,他们分别从推动茶业生产力和创造茶文化的角度,为中国的茶业发展作出了贡献。而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却明显地看到了这两类茶人的结合,这本书是当代著名女作家王旭烽写的传记《茶者圣—吴觉农传》,传主是被誉为“当代茶圣”吴觉农。
笔者涉及茶文化时间还很短,王旭烽的作品,是我进入博大精深的茶文化领域的向导;而《茶者圣—吴觉农传》以记录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茶人的事迹来展现茶文化,将中国茶史的两个源头结合得水乳交融,更是引导我们进入茶文化大殿的捷径。
如今,吴觉农先生已经远行,但是一脉天风,薪尽火传。中国茶人,无论以种茶、产茶、销茶、研究茶为业的茶人,还是品茶、赞茶、写茶、为茶文化的发扬光大而呕心沥血的茶人,均是前仆后继、代代相传的。
董贻安:唐宋时期的明州茶禅文化与“海上茶叶之路”
据考古资料证实,宁波为我国最早的原始茶产地之一。史载,西汉时,四明山中有大茗,时以鲜叶晒干成茶,即有绿色珍珠之雅称。自唐中叶起,得益于地理优越、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经茶圣陆羽的倡导,以及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使茶叶逐成为浙东人颇为喜好的饮品。
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乃中国禅宗发展鼎盛时期,也是明州禅宗的重要时期,著名禅僧天童正党创立的“默照禅”,对禅于茶在更深层次上的融合结合,并为弘扬茶禅文化其功不可没。
如果说茶和饮茶的日臻发展,禅宗的日趋鼎盛,奠定了明州茶禅文化的基石的话,那么本文以为,唐代著名禅僧,曾任明州金峨寺主持的百丈怀海为禅宗丛林立下的《百丈清规》,则为茶禅文化起到承前启后的推进作用,并为铺就明州与日本乃至东亚的“海上茶叶之路”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公元9—13世纪的400年间,由于唐宋政权推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日本的大化改革之后实行遣唐、遣宋使及为数甚众的佛教人士不畏艰险,远涉重洋求法中国成为可能;加以明州文化昌明,积淀深厚,又地处我国海外交通要地,毗邻日本、朝鲜半岛及东南亚诸国,因此,由明州率先开辟“海上茶叶之路”并籍此传播其所蕴含的十分丰富独特的文化内涵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以唐宋时期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由茶和禅各自形成的文化现象,在经历了兴起、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最终在明州这一特定地域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双重融合、孕育下,进而升华为独具个性特质,又底蕴丰富、深邃的茶禅文化。而茶业乃至茶禅文化经明州,以海洋作为传播载体,影响到日本,使之最终形成日本的茶道,等等。仅从这一点上讲,由明州开辟的“海上茶叶之路”无疑为日本乃至东亚文明竖起了一块历史的丰碑。
陈伟权:河姆渡茶文化遗存的意义
本文提出原始社会茶文化的新课题,重要论据是河姆渡茶文化遗存,具体表现在大量 堆积的樟科植物叶片。这对于弘扬茶文化,提倡茶为“国饮”,具有十